法治引擎驱动教育强国，关于“法治何为”，这个青年学者论坛举办…… | 上海教育传媒网

作者 | 白羽

12月6日，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上海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与华东师范大学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教育强国建设，法治何为”学术研讨会暨青年学者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研讨，更是一次对教育法治时代使命的深度回应。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三十余位顶尖学者，共同探讨法治如何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压舱石”与“助推器”。

战略定调：法治是治理的“压舱石”与“导航灯”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孟钟捷在致辞中强调，华东师大依托教育立法研究基地，致力于构建中国教育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国家战略贡献“师大智慧”的决心。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刘玉祥在致辞中以三个精妙的比喻为会议定调：“教育的终点不是规模而是刻度，法治的终点不是条文而是温度；改革是破浪的船，法治是压舱的石；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效能治理，核心在于高水平法治。”他向学界发出诚挚倡议：共同点亮法治之“灯”、搭起改革之“桥”、种下体系之“树”。

法理重塑：权利保障是教育法治的底层逻辑

在“教育强国”的宏大叙事下，如何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与会专家从法理层面进行了深层剖析。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劳凯声从历史维度指出，强国进程本质上是国家责任不断强化的过程，但随着公众权利意识觉醒，统一的公共教育供给与公民多样化需求之间产生了张力。他强调，法治应当成为平衡二者的标尺，在保障国家义务的同时，通过多元化体制赋予公民更多的教育选择权，尊重差异，体现“法治的温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申素平则敏锐地辨析了“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她警示，在强国建设中不能仅将法律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功能主义），而应坚守法治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本体价值（规范主义）。她呼吁，教育法治的核心是将行政权力严格限制在法治轨道之上，防止其越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范国睿提出了“价值为纲、法治为基、治理为题”的多维耦合模型。他认为，中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从行政逻辑主导转向法治逻辑主导，清晰界定多元主体的权利边界，构建开放、共治的教育生态。

治理突围：激活高校办学活力与评价改革

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如何通过法治手段打破体制机制束缚？专家们聚焦“办学自主权”与“评价改革”两大痛点进行探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军文深刻地指出，40多年来“放权”之所以难落实，往往是因为陷入“一放就乱”的循环。他认为，真正的自主权应包含改革方案的制定权，同时高校内部必须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接得住”下放的权力。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华结合上海综改试点，剖析了地方公办高校在编制、经费上的现实束缚。他提出了政府与高校间“动态契约”的法律化构想，呼吁通过地方立法落实高校法人地位，将改革成果制度化。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批评了“一把尺子量天下”的评价模式，指出这导致了高校发展的同质化。他提出要建立从“问责式评价”转向“协商性评价”的新范式，通过法治手段引导高校分类发展。

清华大学教授李立国则从国家创新体系的高度，提出了“政产学研金”的协同模式，呼吁打破壁垒，构建分布式、网络化的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挑战：AI时代的教育治理与伦理重构

当Sora和ChatGPT重塑教育场域，法治如何应对？这成为本次会议最具前瞻性的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冠军抛出了极具冲击力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警示。他认为AI不是工具，而是教育主体的颠覆者。他反对简单禁止AI进课堂，主张进行“翻转课堂2.0”式的重组，培养具备高AI素养与高人文素养的双螺旋人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邵怡蕾则从技术治理视角，提出了构建“可信智能教育体系”的方案。她指出技术发展与法律滞后之间存在剪刀差，建议建立“可解释、可审计、可问责、救济权”四根支柱，在法律底线与技术创新之间寻找平衡，通过“沙盒监管”等柔性手段实现治理。

立法进路：法典编纂的技术与具体制度的攻坚

针对备受关注的“教育法典”编纂及具体领域的立法，专家们提供了务实的技术路线。

安徽大学教授程雁雷借鉴环境法典经验，认为考虑到教育各学段差异巨大，法律责任规范宜采取“分编”模式，并注重责任的预防与修复功能。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姚建龙则对“法典化”热潮进行了冷思考，主张“适度法典化”，强调法治的根本不在于体系的宏大，而在于切实约束行政权，解决老百姓关切的教育内卷与公平问题。

在具体制度层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红勃将目光投向了社会焦虑的中心——考试。他主张建立专业的教育仲裁制度，解决日益增多的学术评价纠纷。武汉大学教授彭宇文针对“产教融合”中“校热企冷”的顽疾，建议通过立法明确企业权益，打通体制堵点。

当天下午举行的四场青年学者分论坛，在多家学术期刊资深编辑的召集和主持下，从不同维度对教育法治议题进行了纵深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