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学习困难，实现人生成长 | 上海教育传媒网
作者 | 沈天音
早八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的朱大倩医生准时出现在诊室里，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工作。儿科医院心理科的学习困难门诊起始于六年前。从医多年，朱大倩明显感受到来访者数量的攀升。“我从2003年进入儿科医院心理科，刚开始面对的主要是精神发育迟缓、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后来病人开始多起来，发现不少是智商正常但是存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就专门开设了针对这部分群体的门诊，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还有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学习困难，所以医院又开了覆盖面更广的学习困难门诊。”
在朱大倩看来，就诊人数的增加，倒不一定是问题儿童的数量变多了，而是家长们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通常孩子来医院就诊，明确问题之后，除了必须的药物治疗，还会进行针对性的行为训练，比如，如何整理文具、如何制定计划、如何分配时间。孩子们在医院里学习这些技能，回去以后还需要坚持练习，每三到六个月回到医院进行复评。从这个意义上说，医院里的治疗只是开始，当这些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回归校园，才是改变真正发生的时候。
干预反应模式有了中国版本
2023年7月，由陕西师范大学特殊儿童认知与行为研究中心主任赵微教授领衔的课题《一个都不能少：“双系统、三层级”小学学困生教学支持体系的实践探索》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3年，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成立。赵微团队和学校合作成立了学习支持中心，探索将国际上广泛采纳的干预反应模式（RTI）进行本土化的实践与应用，实现对学习困难（障碍）儿童的早期干预。在传统三级干预反应模式的基础上，落地后的新模型增加了双系统，即在原有的学业维度上增加认知维度，在行为维度上增加心理维度，“三层级”联合“双系统”（认知学业系统、心理行为系统）共同组成了学习困难儿童发展支持的策略体系（图1）。
“在课堂上，我们观察到，80%的学困生同时伴有行为问题，因此，单纯在学习上加大辅导力度，往往效果并不理想，还需要从认知加工机制上进行干预，同时关注这部分学生的心理健康，多管齐下，系统性地解决学习和行为问题之间的互相影响。”在赵微看来，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千万不能因为学业上遇到的一点困难，就全面否定一个孩子。
经过近十年深入一线的研究，由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合作开发，基于部编教材内容的学习材料，目前正在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学业误差后20%的学生中开展二级小组支持性教学，覆盖小学1-6年级全学段，涉及拼音材料学习、字词、阅读、低年级数学、中年级数学等主要学科。
“我们要求主课教师在备课的教案上增加一栏，关于集体教学中如何面对特殊孩子、开展怎样的策略。在面向全体学生的一级干预中，教师就需要对学习困难的孩子提供必要的支持，但是并不要求在这个阶段把孩子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后面还有二级和三级干预。”赵微介绍，在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级和二级干预都是由普通教师完成的，只有到第三层级的干预，才会引入资源教师和心理教师。同时，二、三级干预安排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学生平时随班就读，学习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干预反应模式在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全面推广以后，教师的工作量相比以前更大了，对此，学校及时跟进，调整了对教师的评价考核制度，不是以学生的成绩高低为标准，而是和落后学生的进步情况相挂钩。全方位的改革也更新了教师的教育理念：关注后进生！关爱学困生！一个都不能少！
随着干预反应模式在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应用逐渐走向成熟，从2018年起，赵微团队着手探索对外整体性地输出学困生教学支持体系的做法与经验，包括研发的校本教材和运行管理方式，目前参与的项目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西安有6所学校，南京有2所学校、厦门有1所学校，顺德有2所学校。该项目受到了教育部相关领导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老师在专门介绍学习支持中心工作的全国小学生发展支持体系建设论坛上给予高度评价：“......赵微教授和他们的优秀团队，在长年累月的一线教学实践中 首创了针对后20%的孩子的全国首家学习支持中心，并且不断延展开发......感谢你们的开荒拓土，历史也不会忘记大家......”
图1（1）（2） 陕西师范大学团队探索在地化的三级预防、双系统干预体系，为学困生建立起立体防护与支持系统
干预反应模式下，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学业成就追踪
将障碍变为特质
2015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融合教育中心成立，支持与服务的对象不仅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和法定的“随班就读”学生，还包括普通学校中未被列入“随班就读”政策范畴的特殊需要学生，如情绪行为问题学生和学习特殊需要学生。2016年3月，西城区融合教育中心“学习问题”教研组（现更名为“学习特殊需要”教研组）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专门以学习上有教育特殊需要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区级教研组，开展对学习障碍、超常、边缘智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以及暂时不明原因的各类学习特殊需要学生的师资培训和实践干预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张旭从中心成立伊始就参与其中。她介绍，和陕西师范大学的探索相比，西城区的实践相对更聚焦于对学习存在特殊需要的学生个体，相当于干预反应模式的第三层次，形成了“以学生全人发展为中心，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多种资源”的一人一案式设计。
“学习问题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表面上看起来类似的学业问题，背后可能涉及到不同的神经生理、行为、注意力、情绪、家庭背景等各方面因素。比如，根据我们的观察，同样在写字上有困难，形成原因却各不相同。”张旭表示，对学生个体开展灵活的基于真实学习情境的生成性评估，也带动了教师对全班教学设计的整体调整。目前，西城区的学校已经搭建起“学科教师-学校资源教师-区域支持教师-教研员-领域专家”的多层次支持系统。
“站在医学视角，更倾向于看到问题、缺陷、障碍，目标指向‘改正’，而从教育视角出发，首先要挖掘每个孩子的特点并给予支持，重点不是下诊断贴标签，而是将障碍视为一种特质，在充分了解孩子特点的基础上，给予他们适配的支持。”
在张旭看来，对学习障碍孩子来说，基于神经生理基础上的某些特定认知加工缺陷可能难以完全改善，但是可以通过替代性的策略尽可能规避这些缺陷给孩子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阅读障碍孩子可以借助电子设备或者听书等手段来学习，在充分支持和理解的环境下，这些孩子也更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如加强字形与字义的意义联结、集中识记高频字词、标记关键词把握文章大意等。
“对学习特殊需要孩子比较好的支持，不是去除问题，而是让孩子掌握更多策略来应对问题。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不少人到成年还是会存在相应症状，但是如果能够对自身特点有觉察，储存有相应策略，在关键时刻能提醒自己运用，障碍本身对他们的影响就会减小。”
张旭举例，对阅读障碍孩子来说，最艰难的时间段通常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等到了初中，对写字是否规范的标准不是那么严苛了，如果孩子在支持性环境中习得了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教育环境包容更多灵活性，如作业可以通过打字、语音转换等方式来完成，这时对孩子来说，最大的困难反而过去了，所以早期支持很重要，要让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孩子树立起信心并找到策略。
实际上，在朱大倩看来，经过医院里系统的行为训练干预，患儿改善最多的并不是核心症状，而是自信心和自我意识，这是心理治疗比药物更高明的地方。为此，近年来儿科医院积极探索医教结合，希望通过与学校及家庭合作，为学习困难学生带去更多改变的机会。
心理科的医生会定期到医院所在闵行区的学校对家长进行科普讲座，发现孩子可能有问题的家长和学校老师联系后，可以直接走绿色通道来医院看门诊并接受治疗，无需排队等候。对医院来说，和传统门诊相比，通过和学校的联动，则能够多渠道地获得孩子的信息，更立体地了解孩子，从而做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新冠疫情以来，儿科医院承接卫健委的课题，建立了远程家校合作平台，和松江、金山等多所郊区小学在线上开展合作，在平台上推出科普讲解，提供筛查量表等信息。与此同时，绿色通道的申请在线上就可以完成操作，学校、家庭、医院在此后的干预都可以通过平台进行，并在线上获得反馈。目前项目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来将向更多学校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