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数字社交“双刃剑”：全球共探平衡之策 | 上海教育传媒网

作者 | 徐倩

今年年初，2024牛津年度词汇发布，“脑腐（brain rot）”一词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被用来表达人们对过度消费低质量在线内容（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所造成的影响的担忧。如今，一场更广泛、更严肃的讨论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人们热衷于探讨过度沉溺于社交媒体内容，以及社交媒体使用者低龄化，可能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过度依赖数字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到底有哪些负面影响？世界各国又制定了哪些政策，运用了何种策略来解决这一问题？面对这把“双刃剑”，如何在享受社交媒体带来便利的同时，又能规避其潜在的危害？

过度依赖与低龄化

今天，数字社交的普及无疑改变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建立人际关系，甚至构建身份认同。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代价。全球讨论的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青少年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过高，难以自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年龄越来越低龄化。

据德国信息技术、电信和新媒体协会去年8月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该国93%的10岁及以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且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活跃的时间长达95分钟。33%受访的10岁及以上青少年称，他们无法想象没有社交媒体的生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在之前发布的报告也显示，13至17岁的美国未成年人中，有95%的人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其中超过1/3的人表示自己“几乎一直在线”。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2023年的调查显示，该国儿童第一次在社交媒体上注册的平均年龄在8岁半左右。据英国通信管理局进行的调查显示，该国5至7岁的儿童中38%的人使用社交媒体。

成年人尚且难以抗拒玩手机的诱惑，对于青少年而言，自我控制似乎是一道更难跨越的坎。本来只是想瞄一眼时间，或者简单回复一条消息，可不知怎的，就被社交媒体的信息流裹挟其中，深陷于各种表情包、短视频和标题党的文章里，不知不觉就耗掉了一两个小时……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其新作《焦虑的一代：童年生活的重大重构如何导致心理疾病的流行》中指出，美国的Z世代的童年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大重构”——从传统的自由玩耍式童年转变为被智能手机主导的童年。其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和心理健康问题增加，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关。

其实，姑且不论视力下降、久坐不动、睡眠障碍等对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青少年和儿童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和低龄化趋势，对于心理和精神上的潜在危害和不良影响或许更为深远，更值得我们警惕。

被收割的注意力和独立自我

越来越多的国际专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芬兰的临床神经心理学家明娜·佩尔托普罗指出，芬兰青少年每天平均花费高达6小时在屏幕前，这不仅会带来视力问题和焦虑等身心风险，还会影响多任务处理能力。“大脑对多任务处理特别敏感，尤其是年轻人还无法很好地管理这种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过度依赖社交媒体从心理机制上对学习产生了负面影响：一方面，会导致注意力分散，学习时难以集中精力，专注力不足，无法系统地学习知识。尤其是面对那些需要静下心来深入思考的学习内容，往往只能浅尝辄止，难以真正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还会挤占本应用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特别是那些需要大块时间来系统学习的课程。由于时间被碎片化，学习的连续性被打断，学习内容只能零散地进行，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进一步削弱了学习效果。

不久前，来自德国教育学与医学领域的75位专家在紧急呼吁德国新联邦政府时提到：在社交媒体影响下，儿童和青少年越来越多地受到注意力障碍、焦虑、抑郁和孤独等心理问题的困扰。

明明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但就像被某种力量黏住了一样，根本无法放下手机；明明知道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对学业成绩造成负面影响，却难以摆脱海量信息的诱惑，无法从中抽身。这种无力自控的困境，往往会进一步引发青少年内心的焦灼，进而导致焦虑情绪的滋生，甚至可能发展为抑郁状态。

更为严峻的是，社交媒体的匿名性和信息过载特性，容易让青少年陷入网络欺凌、社交比较和自我认同危机等问题中。

3月24日，日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发布了《2024年度儿童、学生互联网使用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学生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显示，网络匿名性带来的安全隐患尤为突出。调查显示，23.2%的初中生和36.7%的高中生曾在社交平台与陌生人私信互动，高中生群体中12.5%的人承认与网友线下见面，接触契机多源于游戏话题。

除了心理健康问题之外，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洪流中，青少年如何保持独立人格和自我认知？如何避免成为散播情绪，尤其是道德义愤的机器？

不可否认，互联网信息的推荐机制使得服务更加个性化，也促进了虚拟社群的形成，意气相投的青少年们在这里寻求思想共鸣，强化身份认同。然而，大量自己感兴趣的同质化内容被推送至首页，而更广阔的世界却被阻隔在外，“猜你想看”带来的，极有可能是言论被左右，价值观被重塑，认知固化、想法极端。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他们在人格塑造过程中迷失自我。

与“数字”博弈的童年

前段时间，乔纳森·海特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谈到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这个话题，他介绍了“四个简单规范”：首先是不要在14岁之前给孩子智能手机；第二是父母应等到16岁才允许他们的孩子拥有社交媒体账户；第三是实现“无手机学校”，应该由政府执行，以增加课堂注意力和培养更多的面对面社交；第四是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取代“数字”童年，他说，我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有更多的自由游戏和独立性”，并且“我们必须让孩子们回到一个令人兴奋的童年”。

确切地说，数字时代，简单的封禁并非万能解药。以澳大利亚政府2024年通过的社交媒体禁令为例，该政策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TikTok等平台，本意是保护儿童心理健康，但却将导致青少年获取教育资源的渠道减少34%。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引发争议，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批评其未能充分考虑儿童发展权与保护权的平衡。

近期，英国各界同样展开激烈讨论。2025年3月，英国青少年议会发布最新报告，主张完全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既不可行也无效，这一观点与英国教育部门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该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与保障其合理使用现代通讯工具之间取得平衡。为应对这一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相对平衡的措施。通过实施《在线安全法案》，要求在线服务商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这些关于青少年使用智能设备和社交媒体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数字时代教育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一方面，教育工作者希望通过严格管控来保护学生；另一方面，青少年群体则呼吁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监管方式。这一争议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需要在保护、监管与赋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培养“信息免疫力”

如何判断虚假新闻？如何在网络论坛上和平共处？如何应对互联网上的负面评论？这些问题是数字时代青少年必须面对的，而应对的核心策略，正是培养媒介素养。

芬兰早在2013年就制定了国家媒介素养政策，成为全球首个从小学一年级系统培养“信息免疫力”的国家。2019年，芬兰进一步更新了这一政策，确保媒介素养教育能够贯穿从幼儿到高中各个阶段的教育体系。今天来看，这一教育实践显得尤为前瞻。在赫尔辛基的一间小学教室里，6岁的孩子们已经能够回答出“什么是网络水军（Troll）”这样的问题。芬兰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让青少年从小就开始学习识别虚假信息、追溯消息来源、分析网络操纵手法。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培养了青少年的批判性思维，更让他们在数字世界中具备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在数字文明时代，全民性的信息和媒介素养将构成最坚实的“社会免疫系统”。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学校的努力，家庭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

近日巴西联邦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儿童、青少年与屏幕：数码设备使用指南》的文件，为家庭环境中的数字健康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指南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在身心水平、社交需求和自制能力上存在差异，因此，成年人的监督不能仅仅依靠规定“每日使用数字设备的时长”，也不能依赖数字平台提供的监测工具。这些方法虽然有用，但远远不够。真正有效的监督方式，是通过家庭成员的集体沟通，与青少年达成共识，结合每个孩子的个性需求，培养他们的自我管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