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芳：书里书外，教育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人世间》导读 | 上海教育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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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上海市劳动模范、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书记、校长王建芳向大家对梁晓声的《人世间》进行了荐读。王建芳在荐读中说到，在《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
以下为活动实录
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的书是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的《人世间》，也正是最近热播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的原著。
这部长篇小说分上、中、下三卷，2017年12月首次出版。在《人世间》中，梁晓声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塑造了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具有时代的、生活的和心灵的史诗品质。他坚持和光大现实主义传统，重申理想主义价值，气象正统而情感深沉，显示了审美与历史的统一，艺术性与人民的统一。
《人世间》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图书；2019年获第二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同年，以最高票当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从原著的多次获奖到改编的电视剧热播，引发大众对剧中人物的热议，都显示出这是一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优秀经典作品。
更重要的是，《人世间》是一部充满了教育力量的好书，阅读它能让我们发现：“书里书外，教育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原著中的一片街区和一户家庭
一片街区——“光字片”
原著里这样写道：“小街虽已有了街名，每户人家有了门牌号，但所有的人家，都变得越发不像家了。从前的草房顶看上去还较为顺眼的草，二十几年间早已不知被无数次大风刮到何方去了，草房顶变成了油毡的房顶。油毡房顶换一次得花不少钱，没有哪家花的起。这里那里破了，雨天屋里漏雨了，只得用不知从哪儿捡的油毡片儿盖住。怕被风刮跑，用各种各样的石头压着，许多人家的房顶看上去像留在那儿的象棋残局。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这是因为当初修路时，将路面垫高了。路面高了，雨水自然会从街上流进屋里。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了，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当然，说筑坝是夸张，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端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作者通过俯视的角度，写家家户户的房顶和门前的坎，形成一种宏观的图境。
小街其实是典型的棚户区，是穷的，是脏的：“光字片的小街，十之八九是没有院子的小街，一户人家挨着一户，家家户户的门窗都直接开向沙土街道，开向对面的人家。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在当年图的是安全。任何一家发生了不好的事，开窗或开门一喊，几乎一条小街的人都能听到。好处是‘拆了墙就是一家人’这句形容亲近程度的话，提醒着家家户户和谐是多么重要。不好之处是，家家户户都难有隐私可言。谁家剁菜、劈柴、砸煤块，无论冬夏，起码左邻右舍是听得清楚的。若在开窗图风凉的季节，街对面人家的大人孩子在干什么，彼此一目了然。若谁家来了陌生人，想让别人家在一整天内根本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的。”
的确，小街是小的，但它容纳了众多家庭的人口。因为小，街坊邻居几乎是挤在一起，人与人的关系非常亲密。
而光字片街区就是作者梁晓声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梁晓声1949年出生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1962年搬到了光字片的光仁街。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家住的这几条街的名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连起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不知道当年是谁起的街名，这个起名的人一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这些街名传达着一种精神，这么多年经历世事沧桑，那些街名所传达的精神依然影响着我，这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所倡导的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是的，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无法选择出生地，事实上每一个街区都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摇篮、我们精神的港湾，不在于房舍的新旧，更重要的是人，是深厚的文化与传统。紧密的街坊邻里关系，使光字片的小街成为无数哈尔滨人美好真实的回忆与精神家园。
一户家庭——周家
作者将从共乐区走出来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生活奋斗历程，嵌入到中国社会50年来发生的：上山下乡、三线建设、恢复高考、知青返城、对外开放、搞活经济、个体经营、棚户区改造、反腐倡廉等重大社会发展进程中。
既写了他们生活中的磨难与困苦，更写了他们怀揣梦想、艰苦奋斗的尊严与荣光。他们有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有的子承父业，努力打拼......
《人世间》的表达方式是润物细无声的。梁晓声用最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将宏大的历史生活长卷巧妙地落在一条小街，一个五口之家，一群真实的普通人身上。描述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表现他们的豪爽仁义，述说他们跌宕隽永的故事......
通过一个个小人物在大时代下始终如一的顽强和温暖力量，引发读者内心深处的共情：
20世纪60年代末，北方某省会城市“光字片”区居住着周姓一家，父亲周志刚在西南参加“大三线”建设，长子周秉义响应国家号召成为第一批下乡知青，长女周蓉追随诗人丈夫远赴贵州乡村，周家只留下小弟周秉昆与周母相依为命。在五十年的岁月里周家人的命运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周秉义大学毕业后从政，在大刀阔斧的改革中经历仕途沉浮；周蓉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却情路坎坷，阴差阳错旅居国外12年。周秉昆与美丽又不幸的女子郑娟相濡以沫，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名工人成长为文艺工作者经历下岗的阵痛和“下海”的挑战，在平凡的岁月里扶持邻里亲友共同前进。一家人在完成各自人生使命的同时，也书写了一部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史诗。
这个家庭——周家所拥有的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征和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故事深深感动着我们。
同样在“光字片”，周家的三个儿女为什么更优秀？
第一，他们都是善良的孩子。周母在街道待了多年，经常助人为乐，周父更是如此，所以他深得徒弟和大家的尊重。周家父母正是用他们的善良和正直影响着自己的儿女。
周秉昆帮助郑娟多年，后来又卖掉了家传镯子帮她度日。朋友们遇到难处时，他更是义不容辞。他买了大房子以后，把自家的老屋和郑娟原来的房子都无偿地给了朋友居住。这种善良就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在他们幼年时就被刻进了骨子里的。
第二，他们都是长得好的孩子。不是“生”得好，而是“长”得好。这种好一方面是因为外形，主要靠天生；一方面更是内在，靠后天。三个孩子都很健康，心态阳光积极，努力好学。即便在贫穷的岁月中，也逐渐长成了好青年。
其实原著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并不太多。写大哥周秉义身材修长，外形俊朗，秉昆似乎最普通，其实最像父亲周志刚。更多的笔墨给予了家里唯一的女孩——周蓉。周蓉越长越美，因此常常受到“这孩子不像爸妈”这样另类的表扬，周母为此感到既尴尬又得意。
作家着重写的是老大老二学习都很好。二姐从小学习好任性，叛逆地自我计划：“放弃保送重点中学，先上最差的学校，然后再毫无悬念的考进了最好的高中”。经历贵州插队以后，与哥哥一起考进北大，成为了最年轻的副教授。
第三，周家的几个孩子都喜欢读书。原著中梁晓声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读书”对周家人的命运更重要。原著中多写三兄妹和冬梅(后来成了老大的媳妇)，一起交流阅读名著的心得，分析主人公的性格命运等的场景。
梁晓声说：“我小的时候家里那么穷，日子的光色那么灰暗，我为什么还读书？因为那书里有温度，有美好的人性。”
他还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书背后的一位作家和一篇课文
一位作家——梁晓声
原名梁绍生，哈尔滨人，祖籍山东荣成。是著名的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成员，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参加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历任农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编辑、编剧。
下乡时期他就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年轮》等，并发表大量散文、杂文、随笔以及电影、电视的剧本，至今已经累计写作1000余万字。
原著小说《人世间》里面的人物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就是梁晓声自己的家庭。梁晓声排行老二，上面有大哥，下面有三弟四弟，还有妹妹。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二老都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
梁晓声说，当时父亲的工资很低，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无法维持家中的生活开支。看着家中正处于生长期的五个孩子食不果腹、足难出户，母亲就向邻居借钱。母亲好像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隔着几条街借到熟人的钱，这是多么的不易啊。
大哥考取了唐山铁路学院，通过申请助学金才进入到学校。可是父亲知道以后，去信把大哥臭骂一顿，大哥的精神受到了刺激，得了精神病，只得回家养病。
由于梁晓声爱好文学，有写作的底子，他的才华才被发现。复旦大学老师来招生，第一次机会被梁晓声推掉了，因为他怕父亲也像对大哥那样骂他。但第二次机会梁晓声抓住了，这时候已经25岁的他，怀着忐忑的心情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学费200元。在那样的年代，这是一笔巨款。
这一次，父亲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汇来了200元钱。梁晓声深受感动：父亲毕竟是父亲，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会对儿子的前途着想。梁晓声在《父亲》这本书中也详实地描写了父亲脾气暴躁，对大哥犯下严重错误。因为父亲是文盲，思想和认识都有一定的局限。
梁晓声下乡之后，照顾精神病患者大哥的重担就落到了四弟和四弟媳妇的身上。四弟梁绍文那帮朋友对梁家非常好，只要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忙。
岁月荏苒，进入到90年代，梁家子女都成了家。90年代也正好是中国改革阵痛的时代。工厂进入到转制转型，大批工人下岗，梁晓声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6个人当中5人下岗，生活陷入了困难。
四弟大年30包饺子出去卖，卖了饺子，挣到钱才能买点肉过年。梁晓声就尽自己所能，用稿费接济家中十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还先后把父亲、母亲、患精神病的大哥接到北京亲自照顾。
梁晓声从2009年开始创作《人世间》这部小说，花半年时间完成。很不幸的是，他的四弟和四弟妹，也就是小说里的主人公秉昆和郑娟先后不幸去世，并没能看到电视剧《人世间》。
四弟走了，但梁晓声没有忘记四弟的朋友，他说：“你们也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尽可以找我。”梁晓声就是这样一个重感情的人。
梁晓声为人朴实，他的学生、朋友们都说，他常年就挎一个帆布包。所以说，是苦难成就了《人世间》。
《人世间》中很多素材都是现成的，就好像作者在写自己家，以及和他家有关的人和事一样。梁晓声说，“《人世间》是为四弟而写，感激四弟的奉献，还有大哥、父亲、母亲都一一对应得上小说中的人物。”
实际上这也是梁晓声自己本人的自传。他将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他的形象也体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人的身上：善良，为家人无私奉献、孝敬老人、帮助弟妹，能做到的一切他都鞠躬尽瘁，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再放眼我们的祖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经济腾飞？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的亲情、中国人的凝聚力，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无疑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梁晓声正是用《人世间》这本书来给50年来的中国百姓生活树碑立传。通过这么多人在这几十年中摸爬滚打，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通过老百姓生活的改善，命运的改变，来体现我们伟大祖国的进步。
梁晓声的真实经历启示着我们深深的思考:
大势之下，没有独立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每一种生活的姿态都可贵，只要在你的“小世界”里发光发亮，那就是在创造生命境界上的美好；如果把个体看作“我”，把世界看作“我们”，那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建设“我”与“我们”。其中很重要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构成自己的小世界，建构一个伦理向度上的善好，生命境界上的善好；而让自己周围的这个小世界“我们”变得善好，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也是更有深层意义价值的事。
梁晓声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深。一个是他的小学语文老师。另一个是他的母亲。
因为家境不好，梁晓声在学校总是受人嘲笑。但是他的语文老师对于他特别的好，见他头发长了便找来理发刀帮梁晓声理发。老师还发现了梁晓声身上的长处——会讲故事，就引导他在班里讲，把梁晓声写的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这对梁晓声的自信心是个很大的提升和鼓舞，梁晓声在同学们的眼中形象高大起来。对梁晓声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篇课文——《慈母情深》
梁晓声说，他之所以能走上文学之路，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虽然他的妈妈没有上过学，但是由于外祖父是乡村里的私塾先生，多少受到了家庭熏陶，妈妈通情达理，而且很支持孩子们读书学习。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梁晓声还是一个学生，他出生在贫困家庭，但他热爱读书，时常借书来读。有一次他特别想买一本长篇小说，那本书需要1.5元。但他不敢开口问母亲要钱，总是想书想的失魂落魄。最后，还是抵不过书籍的诱惑，来到母亲的工厂。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母亲的工厂，厂房低矮的让人压抑，环境十分嘈杂恶劣。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直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呆呆地看着这群带着口罩工作的女人，梁晓声找不到母亲。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母亲工作的环境超出了自己的认知，母亲居然是在如此逼仄、酷热难忍的环境辛苦地挣钱。”
穿过一排排缝纫机，在角落里看到一个极其瘦弱脊背弯曲的背影，这个背影转过来了，梁晓声第一次看到母亲工作时的样貌，他又一次惊呆了......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褐色的口罩上方，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看着母亲疲惫的模样，梁晓声百感交集：愧疚、心疼、难过......
他本已决定不再开口要钱，可“要钱”两个字竟脱口而出！
母亲虽目不识丁，仍然本能地认为多读书是有好处的，面对旁人对儿子的不解，她无条件的支持梁晓声读书，还走了下面这令人感动的一幕：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用龟裂的手指数着......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争分夺秒地工作，挣钱养家的艰辛，用省吃俭用的1.5元钱为梁晓声建起了一座精神世界的殿堂，也为他撑起了一个文学的世界。
就这样，梁晓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用自己的真实经历、用感人肺腑的文字、用真诚、用善好不断影响着一代代读者......
书里书外：聆听一场对话、感受一种信仰
一场对话
在被问及：“剧中人物那位最打动您，最能让您产生心灵的共鸣？”时，电视连续剧《人世间》的编剧王海鸰女士答道：
“三兄妹我都挺喜欢的。弟弟的特征就是全力顾小家、顾爸妈，而大哥则是顾大家、顾全体、顾人民的利益。这两种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特别重要的存在。毕竟要是不顾小家的人不行，小家维护不好不行，要没有人照顾整个集体，大家也会乱。所以我都喜欢。”
有一位观众这样说：“原著我都看了，让我重新认识了父母。过去父母也曾说过他们一路走来的故事，但在我心里就只是知道这些事，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这本书展现出了很多儿时父母的状态。”他突然意识到，原来那个时候父母可能也在面对一样的困难。
“我们家从来都是不富裕的，是父母把能给的最好的都给了我，他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是那么艰难，而我只是个孩子，他们没法跟我说，我刚是没注意到。之后给妈妈打电话，告诉了她这些。妈妈说她很欣慰我能意识到这些，她哭了。
梁晓声在《文化直播间》中回答“最早为什么会写《人世间》这样一本书”时说道：“最初写的时候，是想弥补我这一种感情的缺失。尤其是父亲去世之后，总觉得要用我的文字表达一下他们那一代的大三线工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三弟都下乡了。在我下乡之前，我的一个哥哥是患精神病的，家里就变成母亲、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小弟弟。因此这个小弟弟所承担的家庭重担，比我和大弟弟下乡在边疆要更重一些。我们最多是经常地往家里寄钱。我觉得他们这一代留在城市的普通劳动家庭的这些青年，在我们的文学画廊、戏曲画廊，包括影视剧画廊中，几乎是缺失的，是沉默的一代青年，表现的非常少。那么我也有一种情愫，就是为他们来写一部书。”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怎么看待利益、友情、亲情之间的关系。《人世间》是我对家乡的文学汇报，是对家乡50年历史做一个小结，最主要的，我要用笔来为家乡的父老乡亲画一组群像，在书中呈现出我所熟悉的哈尔滨人的样子：豪爽、仁义。”
这是梁晓声送给家乡人的一份礼物。希望它能成为家乡人的一张名片，外省市的读者也能通过这本书，了解那个年代可爱、善良、敢于担当的哈尔滨人。
梁晓声认为，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才能理解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他想让年轻人知道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代代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如何走到今天，以此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帮助。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他以年近70岁的高龄，耗时整整三年，手书一百多万字，用文字为百姓画像，为时代立传。
读《人世间》，联想到路遥先生所作的《平凡的世界》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到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路遥先生是陕西作家，《平凡的世界》写的是陕北高原上农民们的奋斗史；而《人世间》写的是北方城市哈尔滨普通市民的生活画卷。30多年间，不变的主题，从农村到城市，遥相呼应。
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他们心中有百姓，他们心怀广阔，令人心怀敬畏。他们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生动地呈现给全世界。是他们用智慧教会了我们：如何致敬普通大众、如何致敬天下苍生、如何致敬我们自己。
《平凡的世界》和《人世间》都问鼎“茅盾文学奖”，尤为震撼的是路遥先生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每一位中国共产党员的誓言，这应该成为我们广大有志青年，祖国未来栋梁的理想与信念！
身在疫情当下的上海，我们更要坚守这样的信念，和善好的医务工作者、警察、志愿者、保安、快递员,和普通市民一起同心抗疫。
最后，我朗读梁晓声先生的一段话，与全体书友共勉：
“我对人生的体会是有三命。父母给的曰天命；生活所赐曰经验性的自我，是对天命的提升；经文化熏陶的曰重塑之自我。而读好书对一个人由经验性的自我过度向具有文化灵魂的自我，作用是很大的。一个人越早意识到此点，越多方面的丰富自己的阅读史，对了解自己和他人、时代与社会，对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关系，越有别的办法所不及的帮助。”
朋友们，挤出些时间，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吧！